我曾在竹林深处有个家，在我和家人下放过十年的一个竹林苗寨。
渠水河边有一条很小很小的小溪，小得连抗战期间的军用地图上也没有它的名字。小溪两岸是蜿蜒而来的山梁，两条山梁在溪口汇合，溪上是只有不过一米长的独木桥。沿着溪岸山间崎岖的小路，左弯右拐，在茅草和杂树丛中一路攀登，十来分钟便走到了小溪的尽头，猛一抬头，面前竟然赫现出一座规模不小的山寨，高低不一，错落有致的吊脚楼很惬意地休憩在一片竹海的环抱里。
那是在一场暴风骤雨的灵魂洗礼之后，我们痛心地认识到知识是人的原罪，只有彻底与文化决裂，才能脱胎换骨，修成正果。所以对于下放农村，安家落户，我们全家没有任何抵触情绪。我们决心在这里安一个新家，用当时的时尚语言是“滚一身污泥，换一颗红心”。
父亲说：“咸不过盐巴，好不过农家。”果然，山寨的农民用极为朴素而真诚的热情接纳了我们。先让我们在寨中条件最好的人家临时安顿下来，然后东家送菜，西家送柴，纷纷问我们还缺什么，让我们觉得就象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老家一样。
既然有个世代扎根农村的宏图壮志，第一件事当然就是造房子。几天以后，在乡民的引导下，我们选中了一块居高向阳的坡地。我们没有请风水先生看过，在那年月，这行当早已被当“四旧”破掉了。我只是凭感觉看中了这块地方，地势高，又处在山梁上，必然不会潮湿。且又平缓，开起屋场来工程不会太大。后山如龙步步攀高，给人稳定雄健自信。前庭四棵千年红枫犹如盘龙大柱，威风凛凛地矗立在翠绿的竹海中。向前望去，一里开外的山坳上也有这样四棵红枫，再远处便是起伏巍峨的金子山。
多年之后，在我对周易及勘舆学有所了解后，惊异为什么我无意中的选择竟会和风水原理不谋而合。想想也不奇怪，因为风水地理其实用科学的眼光来说，就是人类生存环境学，一种天人合一，人与大自然高度的和谐相处，必然给人一种良好的心理暗示。
我和二弟劈荆斩棘，一锄一锄在竹林深处开出了约三百平米的屋场，又沿着竹林间的小路在山湾里开了一口小井。在乡民的帮助下，砍来了又粗又直的上等杉树作屋柱，用松树锯出了架屋的枋片。
树屋的材料有个讲究：叫“湿枋干柱子”，因为湿枋干后会收缩，能把先干好而不再变形的柱子箍得很紧。因为是湿枋，每一块都有一百五六十斤重。我那时在公路上修桥抬岩，十七岁的二弟硬是咬着牙，挨着饿，沿着悬崖峭壁的山路，蚂蚁搬骨头一样，一块一块把近百匹沉重的松树枋搬了回来。到的木匠开始造屋时，二弟已是精疲力尽，坐下来便闭着眼不想动。乡民们说，准是冲撞了峒神，不请巫师收魂，恐怕性命难保，其实他就是饿坏了，累坏了。
按照当地的乡规民约，人家造屋，乡民要无偿帮三次忙，一是砍树，二是搬树，三是树屋。树屋那天，免去了带四旧色彩的一切仪式，只在梁柱上写了愚公移山四个字及年月日，梁上的红披写着“农业学大寨”，对联是我用毛诗词的句子组合起来的。
屋架子树起来了，我和父亲、二弟用杉树皮盖上了屋顶，再用竹块像夹篱笆一样代替板壁，先围起了两间住房和厨房，一座自力更生的简陋的农家小屋便初具规模了。
不久，我和二弟上了湘黔铁路大会战工地，家里只有父母和两个年幼的弟弟。这年春节，弟弟来信说，已经搬进新屋了，灶是自己用黄泥打的，一眼炒菜，一眼煮饭，一眼大的是猪食灶。母亲喂养的第一头猪虽然只有八十来斤，还是下决心宰了，进新屋的第一个春节，能干的母亲一定要过得像模像样。
我的家与生产队遥遥相望，每天朝雾未散时，生产队长扯起嗓子，一声哦伙，乡民三三两两走出家门，从寨后岩坎上劈出的小路攀沿而上，消失在云雾缭绕的林海深处。白天，宁静的山寨，鸡鸭鹅犬时而交相和唱，瞬间又恢复了仙境般的宁静。晚霞给翠竹染上了金辉，高山顶上传来响彻云霄的山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