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杰克·凯鲁亚克简介 |
| 范文 | 杰克·凯鲁亚克 杰克·凯鲁亚克 姓名：杰克·凯鲁亚克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22～1969 出生地：马萨诸塞州洛威尔 国籍：美国 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1922～1969）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古老的纺织工业城镇洛威尔。父母亲是来自加拿大魁北克的法国移民。直到六岁，凯鲁亚克才开始学习英语。父母都是罗马天主教徒。父亲列奥·凯鲁亚克开了一家印刷厂，足以维持全家生计。杰克排行老三，是家中最小的男孩，其童年生活是平静和幸福的。四岁时，比他大五岁的哥哥杰拉德因病死去，凯鲁亚克对此印象极深。在他看来，杰拉德天资聪颖，对小动物尤其有怜悯之情，却被死神无情地带走了。家庭的宗教信仰及哥哥的过早夭折，使凯鲁亚克从小便相信再生来世。这种思想一直在其创作中表露出来，小说《杰拉德的幻想》（1963）便记叙了哥哥死前的情景。他后来笃信佛教可追溯到此事。凯鲁亚克自幼生性腼腆，但却喜欢运动（骑马、棒球、足球），热衷于阅读文学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从中学便养成了随身携带笔记本的习惯，记录下周围的人和事——家人、朋友、邻居的日常谈话、广播节目、电影中人物新奇的表达方式。他阅读广泛，从《哈佛文学经典》的英、法、俄、德、美国作家到当代作家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诸如萨洛扬、海明威等等。精典文学典故和街头下层人民的日常口语是他小说诗歌文学作品语言的两大特色，前者显然受益于他这种自幼（一直到进入大学）对世界名著的酷爱与熟悉。 1936年，流经洛威尔的梅里马克河泛滥，摧毁了城内众多建筑，凯鲁亚克父亲的印刷厂受到严重损失，债台高筑，不得不卖掉印刷厂，以打短工为生，家庭经济开始恶化。父亲把希望寄托在擅长体育（特别是足球）的凯鲁亚克身上。1939年，由于在足球上的出色表现，波士顿学院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都允诺向凯鲁亚克提供奖学金。也就是在这时，他同玛丽·卡勒相识，并坠入爱河。他得在波士顿和纽约之间做出选择。去纽约意味着离家，也要同玛丽暂别。最终，出于对旅游的热衷和对新奇事物的渴望，他毅然去了纽约，在进入哥大之前上了一年预备学校。同玛丽的这段恋情，在小说《玛吉·卡萨迪》（1959）中有所记述。一年（1939～1940）时间过得很快，他学业优异，并带领学校足球队获得了冠军。这段时期，除了继续阅读文学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特别是惠特曼和托马斯·沃尔夫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他尤其喜欢自由奔放、不拘一格的爵士音乐，这直接影响到他日后所主张并实践的自发式写作风格。1940年，在一次足球比赛中，凯鲁亚克受伤骨折。其家庭这时已迁往纽黑文。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不得不中止了哥大的学业，回到纽黑文，又随父亲迁回洛威尔，在当地的一家体育报社当记者。1942年，凯鲁亚克在商船上干活，10月回哥大继续读书。不等期末又迁回洛威尔，等待应征入伍。1943年2月，他加入美国海军服役。可在营地训练时，他却躲在图书馆里看书，遂以精神症为由被送进精神病院，一个多月后被除名退役。他来到纽约，在曼哈顿埃迪·帕克（一个学习艺术的大学生，后来成为他的第一任妻子）的公寓住下。威廉·巴勒斯、金斯堡、卢西·卡尔等“垮掉的一代”伙伴常常来此聚会。1944年8月卡尔杀死了一个欲对他进行同性恋骚扰的男人，凯鲁亚克亦因被控犯包庇罪而被捕，后被埃迪保释出狱。10月，他再次到商船上干活，然后返回纽约同巴勒斯、金斯堡同居。年长的巴勒斯对凯鲁亚克和金斯堡来说，既是朋友、长者，又是教师，他毕业于哈佛大学，热衷于文学、语文学、人类学，出生于名门望族（母亲是南北战争中南方著名将领罗伯特·李的嫡系后裔），本来可以在仕途上平步青云，但他厌恶贵族的情趣和生活方式，青年时代便染上了毒瘾。尽管有稳定的家庭接济，他却喜欢浪迹天涯，到过世界的许多地方，曾在墨西哥长住，同下层人民广泛接触。其小说《贩毒者》（1953）记述了吸毒的体验。但奠定其在美国文学史中地位的，却是小说《裸露的午餐》（1959），其中涉及吸毒、同性恋，用超现实主义的拼贴手法写成。这两部小说首开美国毒品小说之先河。凯鲁亚克《在路上》中的老布尔·李以及《孤独的天使》中的布尔·休巴德的原型，便是巴勒斯。 从1944年到去世，凯鲁亚克同金斯堡的关系一直非常亲密，尽管两人的家庭背景、宗教信仰及性情不尽一致。金斯堡出生于新泽西州组瓦克的俄国犹太人移民家庭，父亲是当时小有名气的诗人，母亲娜阿米思想激进，曾是美共产党员。在二战后美国保守主义势力抬头的情势下，她的精神几度崩溃，长期呆在疯人院，最后在那儿死去。金斯堡从小就从母亲那儿感受到社会所导致的“精神的疯狂”。在其代表诗作《嚎叫》中，亦如在凯鲁亚克以及其他“垮掉的一代”作家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中一样，“疯狂”是共同的主题。“我看见我们的一代精英被疯狂所摧毁了的最好的思想……”（《嚎叫》一开始就这样声嘶力竭）。这种“疯狂”表现了“垮掉的一代”青年对现存体制的愤意、失望。他们和它的格格不入，是这种体制所导致的社会和人的异化的必然结果（比如《在路上》这部小说中，“垮掉的一代”伙伴们横穿美国，行为怪诞，寻欢作乐，疯狂至极）。凯鲁亚克和金斯堡的亲密关系也体现在他们在创作观上的默契。凯鲁亚克的“自发性写作”亦是金斯堡视为其写作原则的“最初的思绪，最好的思想”，强调写作时“心灵的顿悟、体验和启示”，亦即济慈所说的“反面感受力”——写作时“无须烦躁不安地去弄清事实、找出道理”，诗人应遵循的只是自然，“犹如风吹过树叶发出声响”。金斯堡承认他的写作受到惠特曼、威廉斯、奥尔森特别是凯鲁亚克的自发性写作的影响。而为了达到对事物的真正感悟，贴近自然，“垮掉的一代”作家使用毒品、致幻剂，使意识进入混沌痴迷状态，在极度兴奋中写作，也就不难理解了。《在路上》。《嚎叫》都是这样写成的。 1946年5月，凯鲁亚克的父亲去世，他开始创作第一部小说《镇与城》，于1950年出版。这部小说基调悲哀，如同一首挽歌，以作者本人的家庭沉浮变迁为线索，以他“垮掉的一代”的伙伴为原型，表现的是在工业文明惰势下小镇的传统社会道德价值同城市中令人眼花镣乱但危险丛生的精神和物欲追求之间的冲突。小镇家庭的温馨同移居到城市后的绝望、失意，形成鲜明的对比。全书的宿命论色彩纯粹是凯鲁亚克式的。有的批评家认为“镇与城这一问题，在凯鲁亚克看来已成为小镇和城市亦即上帝和他的创造物（人类）之间冲突的一个象征”。值得一提的是，正如他后来的小说，《镇与城》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可以追溯到爱默生、麦尔维尔、梭罗、霍桑这些美国文学巨匠，它崇尚自然、灵性的至高无上，强调直觉，张扬个性，反对理性的超验主义和神秘主义，其自发性写作风格已初见端倪。 1946年，凯鲁亚克同尼尔·卡萨迪相识。卡萨迪是《在路上》主人公狄安·莫里亚蒂的原型。在“垮掉的一代”伙伴中，他是个“天使”兼“恶魔”似的人物。正如《在路上》所示，其父亲是个酗酒成性的流浪汉。1926年，他父母正在流浪，途经盐湖城时，在一家慈善医院生下了他。他从小就野性十足。1928年，他随父母迁往丹佛，混迹于乞丐、酒徒和流浪汉中，其绰号是“速度极限”和“速度极快的家伙”。其童年生活在自传《第一个第三者》中有所描述。他长得一表人才，读过不少书，思维敏捷，行动果断，谈吐机智。在受过教育的“垮掉”伙伴中，他并不自卑，相反却独具魅力，颇得女人青睐。同时他也与凯鲁亚克、金斯堡有同性恋关系。1940年至1947年间，卡萨迪偷了五百次车（并非为了钱，只是为了“在路上”的游历）。1946年，他从丹佛到纽约时已被逮捕七次，过了一年多的监狱生活。凯鲁亚克在1972年出版的小说《戈迪的幻想顺描述了卡萨迪交织着善与恶的传奇故事。在凯鲁亚克看来，卡萨迪的执著坚毅、热情疯狂与玩世不恭，最能体现“垮掉的一代”作为“局外人”的个性。 1950年，《镇与城》出版，销路不佳，反应不一。凯鲁亚克回到丹佛，同卡萨迪一同到墨西哥城（《在路上》第二部描述了这段经历）。11月，凯鲁亚克同埃迪·帕克解除婚约，同第二任妻子琼·哈维蒂结婚，住在纽约，开始为20世纪福克斯公司写电影脚本。1951年2月，卡萨迪给凯鲁亚克写了一封长达两万三千字的长信，用自由联想的方式记述了他复杂的性爱关系。受到这封信的启发，凯鲁亚克花了二十天时问，在服用安非它命后，坐在打字机旁用长达一百二十英尺的打字纸写出了《在路上》手稿（1957年，由他自己和出版社修改过的《在路上咄版，其结构酷似《镇与城》，尽管仍保留了自发式写作的风格）。 1952年，在新墨西哥城巴勒斯的公寓里，凯鲁亚克写出了小说《萨克斯医生》，副标题是“浮士德第三部”。传说中，德国巫师、星相家浮士德博士把灵魂卖给了魔鬼，这是西方文学中探讨上帝、魔鬼与人性关系的一个永恒题材，凯鲁亚克也有意以此表现精神世界的复杂性。这部小说分两部分。萨克斯的一生无疑有巴勒斯的身影。第一部分叫做“帕塔克特维尔的鬼魂”，作者用童年的眼光回忆童年时在故乡洛威尔梦见镇外的萨克斯医生（一个半恶魔、半浮士德博士式的人物）的恐怖情景。余下的一部分，运用了诸如电影脚本、街头市井俗语、法语、报纸剪贴、滑稽可笑的闹剧写作、哥特式氛围等方式，表明其自发式写作技巧已日趋成熟。 1952年至1953年，凯鲁亚克辗转来往于旧金山——新墨西哥——纽约——旧金山之间。他同卡萨迪一样，在铁路上当司闸工，生活很不安定，可正是这两年，他却写出了两部小说《玛吉·卡萨迪》和《地下人》。前者记述他少年时代同玛丽的爱情故事，其中也包含着同第一任妻子埃迪·帕克的惰史，富于戏剧性。在浪漫情恋的欢悦与现实生活选择的悲凉中展开，结局是绝望的。后者追忆作者（小说中的作家列奥·贝尔斯皮耶）同一个黑人姑娘（书中叫玛尔杜·法克斯）的爱情故事。玛尔杜住在纽约波希米亚聚集区（来自下层，“地下人”的寓意即在于此），她同其他一伙年轻人（实际上是《在路上》中狄安·莫里亚蒂的伙伴及追随者）的乱七八糟的生活方式在小说中亦有反映。小说用列奥·贝尔斯皮耶的独白叙述，以玛尔杜的背叛而告终。自发性写作方式在小说中可以说达到了极致，从不间断、跳跃而又起伏的长句有时竟达半页之多。 1954年至1957年算是凯鲁亚克创作成果最丰硕的几年。这时他醉心于阅读佛教及禅宗经典（特别是大乘佛教），还写了大量有关对佛教感悟的手稿（都未出版）。长久荣绕在凯鲁亚克头脑中的一个问题是：上帝无处不在，但又似乎难以捉摸。现实的存在只不过是一个虚幻。佛教教义的“空幻”说颇能使他共鸣。佛教主张的灵魂的寂灭永生这一停论使他明白，上帝所创造的一切生灵的痛苦都是神圣的，人的所有欲望并不是“恶”的象征。西方传统宗教的“人性原罪”这一道德二元论同大乘佛教、禅宗，尤其是老庄哲学“天地与我重生”、“万物与我为一”这些思想是对立的，因此一切（人的思想和行为）应顺应自然。这便成为“垮掉”哲学的又一人生信念，他们并以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及“自发式写作”来身体力行。对佛教禅宗的研读使凯鲁亚克的烦恼得到些许解脱（最令他苦恼的是写得多但出版不多）。写于1954年至1957年间并于1957年出版的诗集《墨西哥城布鲁斯》包括242首短诗，反映了他对人生重大问题（生与死）的思考。写于同年的长篇小说《特丽斯特莎》，讲的是一个同他一起吸毒又是他的悲哀中的抚慰者的墨西哥姑娘的故事。1956年他写成了《孤独的天使》第一部（记叙他在旧金山伙伴中的经历）。1957年，写完《达摩流浪汉》。所有这些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无不贯穿生命无常、因而需纵情享受这一凯鲁亚克式的佛教——禅宗感悟。 凯鲁亚克的创作生涯终于迎来了转机。1955年，《在路上》前两部分别在《新世界写作》和《巴黎评论》上发表。同年，金斯堡在旧金山“六画廊”朗读《嚎叫》，大获成功，标志着“垮掉的一代”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的正式登场。1957年10月，得力于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的推荐，《在路上》由维京出版社出版。此时凯鲁亚克已满三十五岁，但由于纵酒，身体也日渐虚弱。尽管评论家对他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褒贬不一，但他已远非无名之辈，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得以陆续出版，经济情况也有所改善。1961年，他花了十天时间写出了小说《大瑟尔》，记录了他在加利福尼亚西部海岸风景区大瑟尔疗养期间身心交瘁（因纵酒）的迷乱思绪。 1962年至1969年期问，凯鲁亚克在佛罗里达州和新英格兰之间频繁迁居，同母亲居住在一起。1966年同幼年时代的朋友桑帕斯的妹妹斯特拉（第三任妻子）结婚。1965年，他写完了记述他到巴黎寻访家族史的小说《萨托里在巴黎》，该书于1966年出版。两年后，其最后一部小说《杜鲁阿兹的虚荣》出版，杜鲁阿兹也就是作者的化身。该书记述了他在故乡洛威尔以及哥伦比亚大学踢足球的经历，也回忆了从二战期间一直到他父亲死去的1966年他本人及家庭的一系列事件。“虚荣”一词虽说暗示的是他自己的过去，似乎也在总结始于童年时代的文学追求，包括性爱等等，在他看来这一切只不过是过眼烟云。他生命的最后岁月就是在这种“自我放逐”的孤独心境中度过的——同母亲、妻子住在一起，纵酒、看电视、听音乐，逐渐与“垮掉”伙伴远离。1969年10月21日，他在佛罗里达圣·彼德斯堡医院逝世。就在前一年，尼尔·卡萨迪h在路上》中狄安的原型也告别人世。金斯堡、霍尔姆斯等“垮掉”派作家，还有亲属、记者等二百多人参加了在洛威尔举行的葬礼。霍尔姆斯在葬礼上说：“要了解他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的确如此。凯鲁亚克在世时，其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大都受到贬抑，认为不合正统文学口味。马库斯·坎利夫的评论颇具代表性：“他只是陈述，而不是传达，是闲谈而非写作。一如过去像他们那样过流浪生活的人，他们在创作上的努力都消耗在努力冒充创作上。这就像烹调术一样，做出来的东西当天就吃掉了，剩下来的只是一股淡淡的香味。而且他们重视自然，流露出这种差不多毁掉惠特曼大部分诗作的风气，使严肃的创作难于有成。他们的文体可能有助于美国日常语言的发展，却不能对美国文学有所贡献。它既艰涩又不清楚——是一种个人的、散漫的、愤世嫉俗而感伤的文体。”坎利夫这里所指出的是凯鲁亚克（也包括“垮掉的一代”作家）的创作“缺陷”，同时也是针对自发性写作而言的，但显然很不公允。首先，自发性写作本身就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写作方法，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效仿的。其初衷是顺其自然，离不开意识的参与，可同时又是无意识的，意在冲破传统文学的语言规范，但又并不完全脱离。从凯鲁亚克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中表露出的对经典作家的熟悉程度，正可表明这一点。再者，凯鲁亚克的自发性写作实际上是继承了美国超验主义作家尤其是爱默生的主张：“语言直接依赖自然的这种属性以及它把外部现象转化为人类生活中某一部分的能力，永远也不会失去它感染我们的力量……那种诗情画意的原始语言同时又有力地证明，它的使用者是一个与上帝相通的人。”在《论自然》中，爱默生还认为追求思想意识中的这种自然就叫做“真理”。可见，凯鲁亚克在一个半世纪后重新提出这些主张并加以实践，使之合法化，只不过是在追随先哲的教导罢了，实际上这已经在冲击美国文坛的正统文学语言观念并持续影响到二战之后至今的一些作家的创作。最后一点但并非不重要的是，凯鲁亚克的文学地位是同“垮掉的一代”相联系的。普遍认为，对“垮掉的一代”尤其是对凯鲁亚克的看法，从二战以来就一直是检验美国文学气氛或政治一社会话语的一块试金石，“只有‘麻木不仁’的50年代，由于信守繁文得节和政治上安于现状，才会视垮掉运动为一种全无社会或学术意义的道世文化”。的确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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