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有两辆纺车，一辆新的，一辆旧的，那辆新的与我有关。
妈妈的纺车与当年南泥湾的纺车不同，它不是纺棉花的，而是纺“草”的，纺出来的是草绳。
妈妈的纺车是我们小时候一家人的希望，一家人的生活就在妈妈纺车的“滋滋”声中流淌着、延展着，在妈妈缠着胶布的指缝里艰难地推进着，终于，纺车的“滋滋”声伴随着我们长大了。
我们对妈妈的纺车念念不忘，因为那是我们艰苦生活、艰涩童年的唯一希望。
我们兄妹几个基本上都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因而“有幸”赶上了千载难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算是那个年代的小小见证人。“文革”的年代是颠狂的年代、破坏的年代、禁锢的年代、人性几乎被完全摧毁的年代，“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打倒”、“狠割资本主义尾巴”、“斗私批修”、“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那个年代的独有语汇，我们一家人也与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些政治气味浓厚的词儿耳熟能详且倒背如流，就算是傻子也能记住几句，因为每家每户的大门顶上都用红彤彤的笔写满了振聋发聩的类似语录，“语录满天飞”是一道独特风景；每家每户的院墙外面也都被各派别的闯将们刷满了火药味十足的标语，贴满了惊心动魄的大字报，无论高矮、长短、新旧，所有的院墙都成了人们窝里斗的战场，走出了家就进了阶级斗争的围城，急着想出来想进去的人都被折腾得神经出了毛病，一些神经尚勉强正常的普通百姓则知道“革命”干得再欢也不能顶饭吃，吃上饭、吃饱饭的问题仍然是最现实、最实际的事儿，纵然嘴上不说、当然也不敢说但心里时刻都在想着、惦记着、琢磨着，想方设法在那密不透风的阶级斗争的铁桶上寻找着哪怕一丝儿缝隙，妈妈的纺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
也不知是从何时起，妈妈得到了一个消息：用玉米棒子的皮儿纺成细绳可以卖钱！由于舅舅做着一手不错的木工活，他就成了妈妈打造纺车的“方便之门”，兄妹俩共同努力，妈妈的第一辆纺车悄悄做好了：它有两个十字交叉的轮子，中间用四根木棍连接着，套在一根用细铁棍做成的轴上，轮子绕着铁轴转，延伸出来的铁轴订在一根粗木桩里，粗木桩又被楔在墩实的丁字形底座上。等到我发育到眼睛里看到了这辆纺车的时候，它已经有些油渍麻花，黑乎乎的了，因为要让它转得滑溜就得给车轴上油，这说明在我记事以前，它已经为我家做了很多贡献了。妈妈说，最开始纺草绳的时候基本上等同于“间谍行动”，一切都得避开“阳光”，都得转入地下，因为一条条被割得血肉模糊的资本主义尾巴还在滴着血呢，谁能不怕？不想被割就得想办法。于是，妈妈选择夜深人静的时候行动，把家里最暗的煤油灯点上，再用布把窗户死死蒙住，妈妈在微弱灯光的陪伴下开始纺草绳了，天快亮的时候自然要把所有的痕迹都消灭掉：把纺车包上破布藏到杂物堆下，把已从纺车上缠绕到线框子上的草绳放到炕头的褥子下面炕着，因为纺好的草绳必须立马晾干，否则就会发霉，虽然我家有一个阳光明媚的天井但绝不能晒在天井里，那与直接告诉人家“这儿有资本主义尾巴”没什么两样，实属“找死”行为。通常是两三个月或半年左右的时间就会有人“随风潜入夜”，在月黑风高的时候来敲门，妈妈蹑手蹑脚地把来人引进来，把用布包好的草绳称了重交给人家，一般是五六角钱一斤，纺得最均匀、颜色最白的草绳最好的时候可卖到八角钱一斤，妈妈每次都能卖个一二十块钱或更多，这是那个时候我们家的重要经济来源。妈妈纺的草绳基本上是最好的，别人卖五角的时候她能卖六角，别人卖七角的时候她能卖八角，因为她做起活来仔细、讲究，做不好拿不出手，天生就是个“严格要求”自己的人儿。
或许是多数人对生存不易的深刻体验促成了这件事情的存在，反正于躲躲藏藏之中妈妈还是把“纺绳”一直坚持了下来。七十年代后期社会大气候有了变化，纺草绳也逐渐由地下转成了地上，由黑夜转成了白天，由一个人偷偷地纺变成了家庭主妇们凑在一起作着伴、说着话、聊着天一起纺，草绳的种类也有了发展，不但要纺白色草绳，还要纺彩色草绳，听说这些花花绿绿的草绳都被外乡人收了去编成了筐子、篮子、背包、手提包等换成了更多的钱。妈妈赚的虽然是小钱，但毕竟让我们一成不变、毫无色彩的生活有了些许涟漪、些许盼头。白草绳是由用硫磺熏白的玉米棒皮儿纺成的，彩色草绳是由用颜料染成各种颜色的玉米棒皮儿纺成的，玉米棒皮儿是“纺绳”的基本原料自然成为妈妈眼中的最爱。为了能多攒一点玉米皮儿，每次生产队分下来玉米缨缨，妈妈都要把捆成扎的玉米缨缨一个个拆开来、一片片撕下来，所有能用的玉米皮儿都被妈妈一片不落地拣了出来，这看似不起眼不值钱的玉米皮儿在妈妈的眼里就是我们身上穿的衣服、桌上吃的饭菜、书包里的书本，我们兄妹四人能够长大成人，相当程度上得归功于妈妈的纺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