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雾
似飘忽的门帘/碧天挂垂
无声流泻/月光最后的潮汐
柳林，桃红，旭日/被溶为抹抹水彩
有人掀帘而入/若孤独远去的帆影
野菊
一朵野菊上/憩了六只白蝶
仿佛细密的黄蕊/又绽了六片白瓣
多么神奇，有趣/我不禁伸手怜惜
谁知它们一惊翅/刹那里凋谢，飘飞
这两首诗曾入选我的第一本诗集《晚风》，但哪儿能攀见王维的一点儿影子。为了接近王维，我又想了一个方法，用现代诗的形式重新翻译一遍王维，看能否从中寻找出一些脉络。但刚做了十几首，便不得不止住了这一想象中无比美妙的工程，而看着这些译诗发愣，它们是王维吗？或者说它们是新诗吗？此后，我似乎悟出了，热闹一时的古诗今译（楚辞除外）根本就无必要，配以适当的注释就够了。诗歌这一文学体裁，无论古今，都主要是在口语的基础上发展着的，与文言文章的主要传承于书面，走的是两条路子，只是有时被格律扭曲的变形而已。毛诗大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歌吟之……”极形象地说明了诗歌由口语升华而来的途径，亦是诗歌多神童这一现象的最好解释。实际上，中国人的日常口语从古至今，从未发生重大断裂，《水浒传》、《红楼梦》这些古典小说中的人物话语即是最好的例证。“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无不是千载之下仍常新的口语。我相信，我们若能与孟浩然、王维、李白围炉夜话，一定还能够从容地交心。所以，古典格律诗与新诗自由体之间捉词逐对的翻译，有类近亲结婚，容易产下怪胎。然而，这里又牵到了另一个问题，中国古典诗既然能翻译到西方，对西方现代诗的发展起了深远的影响，何以不能在新诗中有效地生存呢？由西诗再译回来的中国古典诗可知，中国古典诗在译成西国诸语时，实际上已被重新创作过了。那么，我们何不囿于形式，先收缩古典诗歌的浓汁，再稀释于新诗的自由体的节奏之中，或许能别出一番新境。以王维的名作《青溪》为蓝本，我试作了一首：青溪
相嬉着，青溪的水，引我的小舟/进入了黄花川/一个弯，又一个弯/随无尽的山峰而转，展现出/百 余里的趣程/水石相絮，空谷回应，仿佛来自/前生的提醒/沉淀的松绿，使溪水/更显深不可测/一片片菱荇，一丛丛苇叶，随风起伏/皆若故人相见/哪儿能有这般清澹的山水，来安顿/这颗疲惫的心/且取一支竹竿，让我盘坐/遗忘时间的石头上，垂钓/水中的影子
1982年，我与徐维等好友分配到江苏油田32728井队工作，浪迹于水乡的湖泊、河流、苇滩之间，无边无际的绿色和水中的绿色倒影，无所不在地包围着我们。公平地说，除了工作的艰苦和生活的单调外，充裕的时间，可观的工资，都使得井队成为绝佳的读书场所。一年后，徐维又幸运地兼职井队那小小的图书馆长，我们便更是随心所欲地购买自己所向往的书，一本本新添的中外名著，令终日嘻嘻哈哈惯了的井队弟兄们敬而远之——还是酒肉和女人更有吸引力。于是，小小的图书馆几乎成了我们的专用书房，使得单调的井队生活有如一次愉快的旅行。这期间，经徐维介绍，我们的读书圈又进了一位王少波友，他是一位西方文学和艺术的崇拜者，与之相关的西方经典，均是他收藏的对象。我们曾多次在他的家里文友小聚，房间四壁整齐排列的书柜油漆的发亮，并有着宽敞的玻璃拉门，直令我羡慕不置。而那时我的个人“书柜”，就是井队的铁皮房间一张相邻的空床，书籍杂乱的堆放有如迷宫，只有我自己才能理得清楚。两张床之间的小小床头柜，便是书桌，看书写作时都得歪斜着身子，这成了我现在挥之不去的颈椎病的最初根源。少波友体型消瘦，有着一付王子的潇洒派头，以及激烈不安的性格，漂亮的男高音嗓子不时地要来一段意大利咏叹。后来，他亦如愿地去了瑞士。那真是一段青春勃发、令人怀念的岁月，生活本身就是一首美丽的诗篇，而我们却在涂抹着一行行的无病呻吟。如这时期的大多年轻人一般，我开始迷恋拜伦、雪莱、普希金、徐志摩、戴望舒，暂时疏远了王维，几位好友之间时而相互传阅着写给莫名的“情人”的诗篇，乐此不疲。我这一时期的诗作，虽有部分真情地表现了青春期的压抑、迷惘，以及某种朦胧的向往，但从诗艺上讲，是彻底失败的，还不如第一期的古诗词模样的习作值得回味。就当我在浪漫派的余绪中继续无望地沉溺时，歌德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我。先是各种歌德诗选，然后是《歌德诗集》上下卷、《浮士德》、《诗与真》、《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陆续摆上了我的书柜。至今，我还怀念着第一次打开《浮士德》时，那种有如天启、豁然开朗的心境，觉得自己的人生瞬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样的时刻，人的一生大概也就两三次而已。记得那本《浮士德》是董樵翻译的，可惜的是，在88年的廊坊学习期间，它连同许多珍爱的书籍在一场意外的火灾中化为了灰烬。或许，这是它对于我的最好结局——使我保持了终生对于这本书的怀念。令我不解的是，博尔赫斯在一篇文章中把《浮士德》列为令人厌倦的名著，而把《神曲》推为一切文学的巅峰。除去对歌德的贬抑，博尔赫斯的话没错，但丁的《神曲》与《浮士德》、《哈姆莱特》、《荷马史诗》均为公认的西方文学四大名著，《神曲》的散文体译本和诗体译本我的书架上都有，但与博尔赫斯相反，始终未寻到阅读的兴奋点，除了西方中世纪的隔膜外，我想主要还是翻译的问题。我曾在博尔赫斯的一篇文章中读到了这样翻译过来的但丁诗句；“甜美的天空象东方蓝宝石/它聚集了一切宁静、安祥/以及初转第一轮的无限纯洁”，这样的诗句激起了我对真正的但丁诗歌之美的无限想象。但歌德对于当时的我的影响，无论如何是不能取代的。要简单地阐述这位伟大而复杂的诗人又是困难的，他不属于亦不囿于任何流派，但对于东方人来说，歌德的泛神论、人与自然和谐相契的宇宙观，都显然很对胃口。当然，对我的诗歌创作产生影响的主要还是歌德的抒情短诗，它们的借景抒情，以及风格的超脱节制，都天然地与我所热爱的中国古典诗歌有相通之处。这一时期的诗作，虽仍不脱浪漫派的余绪，但已得到了歌德的某种校正，下面的这首《风》，可见努力的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