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夏日的午后,车子行驶在浙东高速上,两侧的田园村庄在阳光的照射下灼灼欲燃,鳞次栉比的楼房在这块越中文化的发源地上呈现出一派富庶、盛世的景致。只是在这样一个庸常的日子,没有预约,一群来自外省的文学青年,狭裹着如烈日般赤热的心,渴望走进上个世纪那位伟大而真实的周树人的灵魂世界里,作一次思想的阅读与徜徉。 正如三十年代作家郁达夫所言:“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70年后我们生活在太平街市,正是循着对伟人残缺而深刻的记忆,不愿生命中遗忘的音符如惊鸿一瞥划过浮尘,凭藉对新民主文化的膜拜和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寻访一位“战士”文学与人生发轫的起点。“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⑴,如此形而上的悲天悯人的终极关怀,正被这个时代实用化的物质表情渐渐湮没。 走进绍兴,这是一座具有2500年历史的文化名城,《绍兴府志》云:“居会稽、余姚之间,地狭而好矜名”,是越文化的凝聚地,魏晋风度、曲水流觞、俊彦辈出,古有稽康、王羲之、陆游、徐渭,现有鲁迅、秋馑、周恩来、蔡元培。伫于岿然屹立的“鲁迅故里”纪念墙前,悲怆而忧愤的鲁迅与我们近在咫尺,却只能仰望,透过先生吞吐的辛辣的烟圈,感觉他犀利的眸子依然射出慑人的神采,这让前来朝圣的注视者有了一瞬间的震撼和隐示,我无端的想起了先生的感慨:“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当我开口,同时感到空虚”⑵。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从鲁迅故居到鲁迅纪念馆,从土谷祠里呼之欲出的阿q到咸亨酒店赊酒的孔乙己,鲁迅生于斯长于斯,人生意义上与文学意义上的故乡在我的眼里、心里不断的契合。1881年9月25日鲁迅出生于封建士大夫大家庭,7岁启蒙,12岁就读于三味书屋,勤学好问,博闻强记;13岁那年,祖父周福清因科场案下狱,父亲周伯宜举人被废,从此抱病,家道至此中落;16岁父亲病故,由封建大家庭长房长孙,变成了一个破落户子弟,饱尝世态炎凉。“有谁从小康小家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⑶。十八岁的鲁迅怀着屈辱离开故乡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求学,第一次接触了西方文化,他的自我意识和人生观、价值观也是从这时渐趋形成;二十二岁的他远赴日本留学,深受进化论和尼采哲学思想的濡染,在异域对西方文化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研究,;二十六岁被母亲“骗”回绍兴与山阴朱安结婚,一场旧式的荒唐婚姻从此网住了他…… 尼采说过:“只有经历过地狱磨难的人,才有建造天堂的力量。”鲁迅“从旧垒中来,”亲身领教了封建道德文化对人性的毒害,立足于中西方两种文化背景之上,经过独特的审省,对其浸润下病态的国民性才会揭示得如此彻底和清醒。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旧中国黑暗封建压迫制度下的“奴性”选择,鲁迅态度是渗透着悲悯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从为新文化运动助阵呐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开始,鲁迅便终其一生对“为人生的文学”作出了穿掘和坚守,“……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⑷。他的文化理想和精神立场放至半个多世纪后的今日,对应这个充满困惑的人类生存空间,依然能够引起人们深深的震撼和思考,作为一种精神资源的开拓者,他不曾与后人相离须臾,尽管生前他一直希望自己“速朽”。 绍兴城内东昌坊口的鲁迅路,一条青石板路古朴平实,粉墙黛瓦,竹丝台门,历史的风韵与现实的纷扰相互传承,厚重的历史不经意间就被轻盈的人流所消解。离开绍兴,心灵穿行在蜿蜒的精神教泽的历程中,我察觉丰富而博大的鲁迅御风而来,真实鲜活。鲁迅曾对朋友说过他是一个“散文式的人”,他是用文学与艺术的灵魂去剖析人生,剖析自我,“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⑸。直面人生、承担责任是鲁迅留给我们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作为21世纪的后来人,我们尽情体验着物质文化所带来的松弛和享乐,同时也给内心带来了贫乏和空虚,消弭的是对现实环境精微的洞察和警觉,精神与理想仿如孤岛,于我们既接近又遥远,生存的责任与意义横亘在“虚空”里,麻木而抽象。在日益世俗化的消费大潮面前,个人精神的独立与自省节节退后,文字若失去了精神的滋养,常常是一朵私密把玩媚俗的闲花,缺失的正是一种高阔、幽远、悲悯的人性情怀。 走马观花阅读了鲁迅,回头寻索,有一束目光如芒刺照彻后背,那是鲁迅“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望向“宽阔光明世界里”⑹的鞭策和激励的目光。 注释: ⑴《这也是生活……》 ⑵《野草》题辞 ⑶《呐喊·自序》 ⑷《呐喊·自序》 ⑸《坟·写在〈坟〉后面》 ⑹《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本文作者:菁菁芳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