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父亲说收到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我就感到自己从一个“围城”中陷入了另一个“新围城”中——虽然“新围城”这个词不是当时想出来的，但那种感觉却是一样的——而且是无可自拔的，越挣扎只能越陷越深，于是我放弃了挣扎，开始适应这种环境，开始适应碌碌无为的生活，开始感到自我精神的堕落，我每天只有一个追求，那便是自己能心情平静地过好每一天，不要激动。我觉得大学里的生活完全不如高中时代有目标有追求、有关心自己的老师、有人鼓励——换种说法是，在大学里一切只能靠自己。大一那年，我遇到了人生中最悲痛的事，第一学期，奶奶离世。后来，第二个学期父亲却又摔伤了腿，家庭里一个伤心事未子，又笼罩了一层伤心的影子。然后便让自己感到人生的困惑，无法解决，一切只能靠自己。
于是，我感到自己处在这个“新围城”（决不是爱情）中，东奔西突，漫无目标——不是我不想奋斗，而是我无法在这个封闭和自我封闭的世界里寻找到一个位置，我是一个内向的人，我的大学里一年多的日子便只能在自我盲目的探索中浪费了！幸好，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导师——哥哥，又出现在我人生的航程中，担当了航标的角色，是他引导着我走向自己的方向的。我知道自己别无选择，也许我有很多路可以走，但我已经到了大学，固定了专业，我不可能越出自己给自己带来的围笼，去走其它的路，惟一个办法只能是超越自己。但我一直没能超越自己，所以我的人生需要一个引路人，而这个人就是我哥哥。
2005年10月末，哥哥引导我写下了第一个小说《春天花会开》，只有五千字，后来修改时只剩下三千字，但这却是我有意识地写作过的最长的文章，此后哥哥的不断鼓励让我不断努力，从2005年12月份开始至2006年2月末，我共写作（包括对以往的作品的修改）了十多万字，发表在网上（红袖添香文学网，榕树下等等）的有十万多字，虽然这些文字都相当不成熟，但它们却让我感到这是我走出“新围城”的惟一方法。早在我写出第一个小说时，我就曾在短信里对哥哥说，我想在今年农历四月份我生日到来之际给自己一份文学厚礼，或许自印一个小文集，名字就叫《春天花会开》。那时候思想还很冲动，是个初生牛犊，才敢这样夸下海口——无论是什么印的，如果一个文集（不是诗集）没有十万字以上的话，也能算文集？虽然说我很想模仿余杰，但余杰是真正的才子，我除了有自印一本文集的外在条件外，根本与余杰没有可比处。但我还是这样做了，人也许没有这种才华，但人可以有这种追求！现在我将那个梦想做了一点改动，就是将文集名字改成了《新围城》。也许这些作品的份量很小，但对我而言，它们意义重大。它们也许是我结束我在大学里的“新围城”时代的标志。
我是在利用这本自印文集练习写作，我是一个很喜欢圆满的人，有了目标我就追求一个结果，没有结果的目标从来不会出现在我身上。所以，我写下了这些文字。散文是我用来练习表达思想感情的，因为我有太多情感积郁在心中，不吐不快，写散文只是为了消解心中沉重的负疚感。
杂文我只写了四篇，而且这四个杂文并不是很成熟，有些网站还把它们归类在了随笔类上，可见这四个杂文还是很幼稚的，但这也正是我非要写作杂文的原因，幼稚是因为我还没有自己成熟的观点，没有自己的明确立场，所以才会表现得幼稚，我还不够有理性，我正是想借住杂文这种有强硬态度的东西来培养自己的理性，树立自己的观点，我要让自己的思想站起来，而不是永远低靡。在杂文写作中有句话让我受益匪浅：“中庸就是没有观点，文学的东西，不偏激不行！”杂文不是救世主，杂文只看准一个着力点使力，所以杂文是允许偏激的，但偏激绝不代表作者的片面。是的，谁都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但作为一个杂文写作者，它要看的不是你的两面性，而是它看到你的什么就写什么，否则，杂文就失去了骨气，就软了，那也就不叫杂文了。我认为杂文家没有必要也不能为一个人或一种现象的好或善而忽略了他（它）的坏和恶。虽有偏颇，却必须如此，否则就是“中庸”，就是没有观点！我大学里所学的的专业与“观点”有关，要写文章，要写评论，不能没有自己的观点。我要学习写作学术论文（包含文学评论），可是如果去评论别人，往往得不偿失，因为没有哪个作者会来指导自己，说你写的评论好，或不好；好又好在哪里，不好又不好在哪里。于是我选中了我哥，自作主张给我哥哥的中篇小说写了一个两千多字的评论——这是我小说评论写作的发端，我的目的是想让哥哥给我评评我有没有写作评论的可能（潜在能力）。所以我先声明于此，这个评论纯属练笔之作，没有更多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