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我在701、7024工作，这种代号式的单位，对于今天年轻的人们来说或许有些陌生，但在当时，这些代号单位的车辆、标牌乃至服装统统标有这类的代号标志，一看代号，便知这是三线单位，具有一定的机密性。那时，我任宣传干事，由于喜爱读书的缘故，仍兼职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在此前的四年图书室工作中，我几乎把所有的室藏图书浏览了一遍，室书籍总共有几千种，有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等类别，最多的是马恩列斯的著作，这些都是公共阅览的，另有资料室只供专业人员凭特别借阅证阅览，基本属于技术资料类书刊。某天，在整理资料室时，偶尔发现一套《俄语教程》，便顺手拿了出来，工作闲暇时学学，好在我有英语国际音标的底子，便记住了些单词，学习了些发音，练习了些简单的会话。
与彼得罗夫的接触纯属偶然。彼得罗夫中文原名叫庞建国，彼得罗夫是他的俄文名字，他是混血儿，母亲是中国人，除了正规场合，大家一般都习惯地叫他彼得罗夫。虽说我与他都同在机关工作，但彼此间很少接触，也没有任何的交往，彼此间也就面熟，只知道他是技术三室的人，至于从事何种技术工作，也一概无从知晓。
那年，彼得罗夫27岁，仍然单身。他一米八多的身高，瘦的有点弱不禁风的样子，一头黄白的头发，皮肤白皙，面皮像刚剥了壳的鸡蛋白煞煞地有些碜人，一副中国人称为“兔瘟”的典型病态的样子。他极少与人交往，也就没有朋友，而且极少言语，从没有见过他露出任何笑容，27岁的人居然像四、五十岁的人那样老到，他的生活轨迹除了年终表彰会上在公共场合露过一次脸，其余的就是办公室宿舍，宿舍办公室，其他的酒场、牌局、球类等娱乐项目，他是一概不参加，所以，他的交接面就大大地狭窄了。
某一天，彼得罗夫拿了特别借书证来资料室查阅资料，我为他打开资料室，翻开《俄语教程》温习课文。过了一会，彼得罗夫走过来，翻看了一下我的书，用惊诧的目光看着我，“你在学俄语？”我点了点头，“是的，刚开始学。”他说：“哦，很好。但是，你的发音有问题，有是根本不对，这样不行，会出偏差的。”彼得罗夫非常流利地诵读了一篇课文，然后对我说：“俄语的语音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山东人舌头根硬，硬音和软音的发音尤其困难，这个必须要下功夫练习，否则，你就说不了俄语。我教你个办法，把舌尖抵住上腭，从胸腔中把气流排出，勒儿……勒儿……得儿……得儿……你试试看。”我按照他的方法，勒儿……勒儿……得儿……得儿……试了几次，就觉得整个舌头被气流震颤得有些发麻。彼得罗夫说：“好，现在你说我的名字，彼得罗夫。”“彼得罗夫，彼得罗夫……”彼得罗夫非常满意，“这就好多了，以后在把辅音与硬软音符连在一起练习就行。”我用俄语说：“彼得罗夫同志，你当我的老师可以吗？”彼得罗夫很高兴地说：“哈罗少（好），哈罗少。”他用细长的手在我的肩头用力按了按，表示同意。
在彼得罗夫的指导下，我的俄语学习进步很快，从发音到语法，还有词性变格，我都学得非常认真，其掌握程度也非常扎实，经常得到他的赞扬。一来二往，彼得罗夫与我的关系超过了一般的同事关系，虽然他大我十岁，我们居然成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了。
半年后的元旦，恰巧我与彼得罗夫被安排同一天值白班，晚上，我从伙房打了两个菜，买了五毛六分一斤的白酒，算是请老师，彼得罗夫也从伙房端了一斤水饺，我们一起过元旦。
就在元旦的那个晚上，也许是彼得罗夫喝了点酒的原因，他同我谈起了他的家庭情况，这就使我有机会了解了他的家庭的不幸，而且也被那曲折和悲惨的故事所打动，曾经有好几次被发生的故事的情节感染，流下悲悯和同情的泪。
原来，彼得罗夫的父亲是俄罗斯人，他是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技术专家，中苏关系破裂后，父亲随同苏联专家突然撤走，甚至都没有来得及与妻儿告别，便匆匆而去，一去便没有了音讯，关于他撤离的事情，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为此，彼得罗夫的母亲终于承受不住这样突如其来的打击，思念、忧伤、抑郁，多种情绪一起发动，她软弱的心灵终于承受不住这种意外的打击，当心理的防线彻底崩溃的时候，她得了癔症，终日呼喊着彼得罗夫父亲的名字，逢人就问：“看见我的阿历克瑟了吗？”要不就自言自语地叫着：“阿历克瑟，阿历克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