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县城乘车经煎茶过合兴，爬了一个又一个的山坡，转过一道又一道的山弯，再转进5公里两山对峙的山谷，在与思南县宽坪乡的接壤处，忽然向右一个急转弯，从山脉终结的坡脚，进入一个平整的坝子。错落折叠的两山，依旧对峙，山脚与山脚相隔一二公里不等，然后在前方5公里处汇合，形似一只打鱼船。公路一直在右边的山脚蜿蜒，也在前方5公里处翻坳去了山那边。
坝子名鸟坪，两边山脚半坡，住着近千户人家；八成多的人家住在左边的山脚或山坡。村人特别是今天的年轻人，嘴里经常埋怨：当初怎么就把公路修到了人烟稀少的右边山脚？
83岁的梁天赐去世前也说，他一生最后悔的事，就是拒绝公路从左边山脚经过，原因是占了寨前的良田好土。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事，他任着高级社社长。
他的意见当时得到了大多数村民的赞同。公路有什么用呢？车辆象天上的飞机一样稀罕，哪里有人坐的份。烧火煮饭有满坡的树木，砍柴割草有的是空闲劳力；走亲访友赶场，寨前有条解放前富有人家用石板砌成的“官路”，南通10多里的宽坪场，北达10多里的铺子弯集市；龙溪桠场就在石板路的尽头，西去最多的人家也只需走10来里。祖祖辈辈习惯了跋山涉水，能去一趟40公里外的县城的人屈指可数。当然，修公路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拉拉公余粮什么的，比此前肩挑背驮去30公里外的鹦鹉溪桶井乌江边，是要节约许多时间和劳力，这也是众人起早摸黑锤石铺砂不计报酬的重要原因。此外，村人再也想不出公路还有什么用途。
梁天赐的后悔开始于八十年代后期，山坡的树木砍光了，山顶的柴草割完了，煮饭喂猪烤烟的燃料得用煤，煤得到外地运，运到对门的山脚还得请人去挑。费力花钱不说，有时来不及挑，就只有扛着草垫被子到那里守望；如果半夜下雨，人成了落汤鸡，煤也随水四处乱窜。想坐车赶场，雨天得背扛着农副产品，走一段泥泞的田坎；赶场归来，买点化肥，又得背扛走二三里小路；骑自行车赶场，进出都是“车骑人”。都在外工作或做生意的孙子们，开车回来扛着东西回家不说，还得请人去守望车子；吃了饭又要匆匆离开（怕车子被人砸坏）。最使他难堪的，只有一个独儿的他，房屋和田土肯定要换主人了……他说“千年田地八百主”啊，古人说得真不错。
对修路后悔的不只是梁天赐一人，与他有同感并吃苦头的也不是十户百户，就连从寨子跑到公路边看汽车的小孩，也常常遗憾：未能及时跑到公路边，跟在汽车屁股后面追一程。进入九十年代，许多人想在山脚公路与山寨间，连一条简易公路，却因意见不一困难重重：有的涉及另一个组的田土，花钱买，用田换，人家就是不同意；有的养着几个粗壮的儿子，今后肯定不会缺劳力，不出劳力修路，也无人换得起他那“寸金之地”，更不说，欲占其院坝屋角了。许多寨子修路的愿望只好搁浅。有的人家就将房子搬到对门山脚的公路边，公路两边渐渐形成了新的寨子，良田好土倒是占了不少。可有的人家没有经济实力，或以前修的房屋不错，或没有合适的地基，即使搬了，座落寨中的屋基也无法恢复为耕地。搬家的想法也只好搁浅。
我老家所在的寨子就处于这种状态中。
在这称为彭家片区的地方，密密麻麻住着600多人。以前曾是一个生产队，后来将其分成了5个组，不知议论过多少次修路的事，也不知提出了多少方案，最后都是不了了之。
2002年初，所在的村组干部又开始筹划，他们说再也受不了了，年轻人多去杀广，留下老人妇女小孩在家，人称“603861部队”，很是辛苦。他们说：田土已调整好，群众都愿投工投劳，只缺必须的物资了。当年县委派去那里帮村的县卫生局局长安锋表态：只要你们将毛路拉通，我们就送水泥。
由寨上村组干部和积极分子组成了“指挥部”，下设经济收支、物资保管、后勤服务等小组。全寨男女老少齐动，虽然规定的是劳动力上工，但在施工现场，70多岁的老人在掏沟，也有10多岁的小孩在挖土。路线走到了彭和金的猪圈前，拆！公路要穿过彭和江、彭和海两兄弟的牛圈和厢房，拆！张昭兴、张昭旺家的厦子和烤烟房占了道，拆！一家刚用1年的烤烟房真不愿意，众人说，拆……！有人拆房受了伤，众人集资医；有人未能及时出工，按照规定扣……腊月二十四至二十七日，在寨前发叉分头进入各组总长两公里多的公路雏形出来了，正月初四人们又上了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