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枣不是红枣，是一个女人的名字。
以前在农村孩子起名不像现在这么讲究，丫头的名字很多都是随处可见的食物，比如菜花、红枣之类的，男孩的名字里则多带栓、剩之类的，比如小栓、啊剩等等。每到黄昏日落时，务农回来的父母站在各自的家门口叫孩子回家吃饭，“菜花”、“红枣”、“小栓”、“啊剩”……叫唤声此起彼伏，仿佛市场菜贩子叫卖一般。
认识红枣姨妈是我进城念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当年，父母亲都在乡下务农，而我跟随叔叔来到县城读书。那个时候，我和奶奶住在叔叔单位的宿舍，红枣姨妈就住在隔壁。
第一天放学回家，奶奶在做晚饭，我则混混噩噩的呆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念书之前在乡下和邻居的孩子野惯了，每天漫山遍野到处跑。因此全然不能理解读书的意义，也发现读书是一件挺痛苦的事情，所以在学校的第一天根本就不清楚自己都干了什么。
这个时候，隔壁的红枣姨妈来串门。第一次见到红枣姨妈便被吓哭了。红枣姨妈的左眼被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从额头穿过眼睛一直延伸到左边的脸颊，如同一条又粗又长的蜈蚣趴在脸上休憩。右眼已经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只泛着死灰色的阴森而可怕的狗眼。喉咙里不知道放置了什么，发出的声音不仅模糊而且低沉，仿佛从遥远的坟地里传来一般，让人不寒而栗。
我从未见过面目如此狰狞的人，尤其是一个女人。当我哭着逃到奶奶身后紧紧抓着奶奶的衣襟仅露出一双眼睛看着红枣姨妈的时候，我读到了她仅有的那只眼睛里流露出的自卑和哀伤。
红枣姨妈呆呆地立在门口讪笑着，一袭红色的旗袍溶在昏暗的走廊里。奶奶一边笑着拍了拍我，叫我不用害怕，一边把红枣姨妈让进屋子。
红枣姨妈款款移入屋中，落座在藤椅里，优雅的将白皙的纤纤双手搭在交叉的双腿上。一对碧绿的玉镯子因双手碰触在一起发出清脆悠长的响声。
我始终不敢再抬头看一眼红枣姨妈，只是盯着她那件深紫色镶边的红色的旗袍。在乡下，女人和男人一样穿着灯笼一般肥大的长裤。即时在炎热的夏天，劳作的女人也一样穿着肥大的藏青色裤衩。在井边洗衣服的时候，女人们将木盆往地上一放，肥大的屁股占满了整个板凳，岔着双腿便开始搓洗衣服。我们在井边玩耍，透过肥大的裤衩偶尔还能看见白花花的内裤。女人们并不避讳我们这些屁大的小孩，只是遇到光着膀子来打水的汉子时才将灯笼裤衩往里拢了拢，叫这些男人看不见里头白花花的短裤。
于是，当红枣姨妈穿着旗袍优雅的落座时，我十分新奇。我不知道女人还可以这样打扮自己，简直比农村的灯笼裤衩好看上一百倍。
渐渐地，我因为觉着旗袍好看而觉得红枣姨妈也没那么面目可憎了。红枣姨妈有好多套旗袍，不仅色泽艳丽而且款式新颖。在八十年代初期物质条件尚且贫乏的时候，红枣姨妈的旗袍如同今日的普拉达一样的奢侈。
在我的记忆里，红枣姨妈是最适合穿旗袍的女人，甚至我固执的认为旗袍就是为了红枣姨妈而诞生的。近一米七〇的身高，丰腴的身材，白皙的肌肤，拥有女人梦幻的曲线，倘若不是因为被毁了容的脸，人工雕琢的红枣姨妈绝不逊色于被现代机器制造过的巩俐和章子怡。然而，红枣姨妈只是穿着美丽的旗袍终日蜗居在阴冷的宿舍里，最多也限于在楼道里走动，从这头串门到那头再折回到自己的房间。
转眼到了中秋节。那天下午，我早早的回到家里将书包一丢便跑到隔壁的红枣姨妈家里。不仅因为贪图她的糖果也为了想看看今天红枣姨妈会穿什么样的旗袍过中秋节。
门半掩着，我偷偷的往门缝里瞧了瞧。红枣姨妈半躺半靠在宽大的老式藤椅里，乳白色的旗袍前襟遮盖了弯曲的双腿。午后的阳光穿过古旧的窗棂落在阴沉的房间。疲惫的光线经过玻璃的折射洒落在红枣姨妈身上，稍一扭动身体便可以看见光线里飞舞的尘埃。午后暖阳、古旧窗棂和曲线玲珑的红枣姨妈像是逆了光拍摄的黑白照片定格成的怀旧，刀刻一般深深地烙在我地记忆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