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起,霜降后的风凉凉的,满大街的一地黄叶,昭告着秋风的萧瑟。 一个熟稔却又略显生疏的声音从网络中经手机传导过来,絮絮的,告诉我一件子虚无有的事情,闲着的人们闲着的无聊,让你觉出人的口角的犀利无比以及人生的好多无奈和无端。 拿起林清玄的一本散文集和余秋雨的《山居笔记》交叉着看几篇以远离喧嚣的尘世。 然而不能,刚刚传导而来的闲言碎语让我怎么也静不下心来进入读书的状态,此种境况,我还是第一次。 转过来,对着余秋雨《山居笔记》上的“新版”两字呆看了半晌,亦未悟出些许道理来。 按余秋雨先生的自序释解,“新版”云云主要是对文化盗贼的一种特意的抵制和取笑,以使“文明和邪恶不可混淆,历史和法律不容侮弄。” 想来,连余秋雨先生这样的如日中天的中国当代文坛上的大家都作如是说,或曰疾恶如仇,用如椽之笔作匕首投掷状,于我们这些平平庸庸的平常人又能若何?按照余先生的文说,那苏东坡的文化突围在人生流放途中可能亦另当别论了。 然而,苏东坡在被恶贬以后,确实在苏州写出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那些脍炙人口的诗文,这位中国历史上的大文豪当时亦正踽踽地踱向知天命的年令。 思如斯,心头亦稍稍有些释怀,然而于静默中国学大师启功的影像偏又不合时宜地闪了出来,先生在对待文化盗贼的处理方式上与余先生相比是大相径庭的。 众所周知,启功先生是当代中国著名教育家、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家、古典文献学家、语言文字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诗人……其在文坛上的名头不可谓不大。 我是启功先生的崇拜者,其内涵丰富的学术著作和精美绝伦的书画作品让人品之若饴,睹之神爽,仰之弥高。启功先生是一座山巍峨地立在那儿。 然而启功先生在谈及其书画之作的赝品时语调是舒缓的,而且从不和仿作者较真,称别人那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谋生手段,有好事者将一副作品拿给先生让其指辩真伪以作抨击,而先生却言及其它不去正面作答,好事者于愕然中姗姗而退。 如是,这当是做大师的另一种境界了。 如此的联想,我的脑海里亦觉有些糊里糊涂。于我等,即使想模仿,又有几多能力能将先生的作品仿作出万分之一二? 想到刚读过不久的林清玄的散文《无关风月》的开头语:对压伤了的芦苇,不要折断;对点残了的蜡烛,不要吹灭。 想到林清玄《温一壶月光下酒》中的喝酒的哲学,这位散文大家将饮酒分作上中下三乘:一堆人吆五喝六杯盘狼籍为下乘;三五好友,一堆花生闲啜慢饮为中乘;一人独酌,举杯向月为上乘。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这便是一种至臻的境界了。 世事维艰,生生不息生活着的常人又有几个能登上生存着的思辩者的巅峰?荣辱皆忘,处变不惊,与世无争,以一颗平常心待平常人,处平常事,清清爽爽地活着,多好。 然而,那种平常心的平常化境也是颇难觅得到的,大概须有坐禅的功夫才有可能。如常,偶尔会见到一两个醉酒者,其形态各异,有时亦会让观者忍俊不禁,由是想到俗语借酒浇愁类,其实,醉酒本来就是一种错误。用醉酒来消解思绪别愁,则是在用错误的方式错误的处罚自己。 但那世上醉酒者却比比皆是。 有一段流传甚广的对话,清华、北大和北师大的三个学生一起聊天,清华的一个学生说:清华培养了许多优秀人物,出了不少中央领导。北大的那个学生说:真了不起,我们北大没有出这么多领导,只出了一位杰出的图书管理员——毛泽东。北师大的同学跟着说:我们学校没有出这么杰出的图书管理员,只是出了这位管理员的老师。(查阅资料,毛泽东的老师当指北师大汉语言文学系黎锦熙教授。) 听者会否莞而一笑。不同的学府,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思维,话中的世俗性、功利性以及偏倚性却是显而易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