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汉武帝描写正确的评价 |
范文 | 汉武帝描写正确的评价 汉武帝登基时仅仅十六岁,他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向衰竭的呢?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搜集的关于汉武帝的评价,欢迎大家参考借鉴! 汉武帝的评价1 婕妤益贵幸,号昭仪……帝尝蚤猎,触雪得疾,阴缓弱,不能壮发,每持昭仪足,不胜至欲,辄暴起。昭仪常转侧,帝不能长持其足。樊嫕谓昭仪曰:“上饵方士大丹,求盛大,不能得;得贵人足,一持畅动,此天与贵妃大福,宁转侧俾帝就邪?”昭仪曰:“幸转侧不就,尚能留帝欲,亦如姊教帝持,则厌去矣!安能复动乎?”……帝病缓弱,大(太)医万方不能救,求奇药,尝得眘恤胶,遗昭仪,昭仪辄进帝。一丸一幸一夕。昭仪醉,进七丸,帝昏夜拥昭仪,居九成帐,笑吃吃不绝。扺明,帝起御衣,阴精流输不禁,有顷绝倒。裛衣视帝,余精出涌,沾污被内。须臾,帝崩。 看了上面的内容,也就难怪清嘉道间人周中孚曾感叹说,《赵飞燕外传》“其文固不类西汉体,其事亦不能为外人道也。在文士展转援引,本属常事,而司马公反引其最纰缪之语以入史籍,则失考之甚矣”!我想绝大多数《通鉴》的读者都会像周中孚一样,为司马光采摘这种“不能为外人道”的情色读物作史料而惊诧不已。 王祎对司马光采录《赵飞燕外传》这一谬误的批评,在明代后期,有胡应麟亦秉持同样看法,感叹其事“诚怪”;在清代,不仅如上所述,得到了周中孚的认同,在周氏之前,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亦完全采纳了这一见解,以为其“考证辨别,皆为不苟”。后来袁枚也曾举例指出:“杨妃洗儿事,新、旧《唐书》皆无之,而《通鉴》乃采唐人小说《天宝遗事》以入之,岂不知《天宝遗事》载张嘉贞选郭元振为婿,年代大讹,何足为信史耶?”因而,这种情况理应引起后世学者重视,审慎对待其源出于正史等基本史料之外的记述,对其可信性有所警觉。 汉武帝的评价2 晚近以来,中国专门论述《通鉴》史料价值的学者,如崔万秋《通鉴研究》、柴德赓之《资治通鉴介绍》等,不仅未能识及于此,而且还往往片面强调司马光别择史料精严不苟的一面,而完全没有提及《通鉴》以主观理念肆意取舍史料的做法。崔万秋《通鉴研究》称“《通鉴》仅采正史及稗官之可信者,且参考同异,别为《考异》,以辨正谬误”,“光自身对于修《通鉴》事,既‘研精极虑,穷竭所有’,且‘抉择隐幽,校计毫厘’,决不肯稍有假借”。柴德赓《资治通鉴介绍》也认为“《通鉴》这部书之所以写得好,重要原因之一是它在材料的选择上很有分寸”;司马光对史料的选择“采取了负责任的态度”,所以其“选材基本上是正确的,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其他通论性史料学著述,如王树民《史部要籍解题》,也称赞《资治通鉴》的取材“在广博的基础上又极为精审,每一史实都是以严谨的态度,自多种史料中选定其最可靠者而从之”。此等论著的流行,更容易蒙蔽读者只见其积极的一面,而完全不知道《通鉴》书中还有与其绝然背戾的另一种面目。田余庆以为“古今史界公认”《通鉴》取舍史料无征不信,且严谨不苟,恐怕也是受此谬说所累而产生的错误印象,实际上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 汉武帝的评价3 相比之下,日本学术界的情况,就要比中国好很多。前述市村瓒次郎的《东洋史统》初版印行是在昭和十四年亦即1939年12月,但在此前很久,内藤虎次郎在大正年间的授课讲义中,已经专门论述过《资治通鉴》编纂过程中的主观取舍倾向问题。在内藤氏去世十五年以后的昭和二十四年,亦即1949年,相关讲稿以《支那史学史》为题,正式出版发行,在日本东洋史学界,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内藤虎次郎在书中着重指出: 作为其著述思想的体现形式,与所谓“书法”相比,司马光更为注重史实。在这一点上,司马光与宋祁、欧阳修等人有明显差异……不过,在另一方面,司马光也有着与欧阳修等人相似的著述思想,这也是当时的史学风尚。在“史略”性著述当中,像《册府元龟》这样的著述,尽管是杂陈类聚相关史事,但其择取材料的对象却很严整,即主要依据正史和实录,不取野史小说。与这种特色相反,《通鉴》巧妙地利用了野史小说,特别是时代比较晚近的唐朝的野史小说,由于存世数量众多,更被大量采用。就这一点而言,《通鉴》的编纂依然体现出与《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同样的倾向。有人主张历史并非案牍和文书的排比,应当以某种象征性的观念作为主干,《通鉴》和《新唐书》就颇能体现这样的倾向。毋庸讳言,《通鉴》在这一点上往往会导致失误。例如,《通鉴》在记述汉成帝诏命赵飞燕姊妹入宫而对其加以宠爱的时候,写道宫中有披衣博士淖方成,称“此祸水也,灭火必矣!”此说出自《飞燕外传》,是六朝时代的小说……采录这一说法,就可以说是一个失误。不管怎么说,在实录和案牍之类的表面材料之外,试图通过野史小说来反映一个时代的内在生活,这是《通鉴》和《新唐书》共同的著述追求。 汉武帝的评价4 清人赵翼撰《廿二史札记》,谓“家少藏书,不能繁征博采,以资参订。间有稗乘脞说与正史歧互者,由不敢遽诧为得间之奇。盖一代修史时,此等记载无不搜入史局,其所弃而不取者,必有难以征信之处,今或反据以驳正史之讹,不免贻讥有识。是以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抵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焉”。同时人钱大昕赞誉赵翼此语,称“此论古特识,颜师古以来未有能见及此者矣”,不知所说“颜师古以来”是否暗含有司马光修《通鉴》时大量援据“稗乘脞说”的做法。读到司马光上述论述,尚可清楚知悉,以纯客观的学术眼光来看,《通鉴》援用杂史小说之诸多失当,并非吴缜所说未加精择的问题,而恰恰是司马氏自以为“高明”地加以“鉴择”的结果,即为体现其政治期望而刻意为之,实可谓“别出心裁”。过去高敏曾经撰文指出,司马光在记述隋炀帝迁都洛阳的原因时,就是刻意择取唐代初年人杜宝所撰稗史《大业杂记》当中一些颇为片面的说法,而对《隋书·炀帝纪》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的正确记载视而不见,从而达到全面贬抑隋炀帝的目的。 汉武帝的评价5 司马光本人对《赵飞燕外传》和《汉武故事》这样的小说故事“语多妄诞”并非缺乏了解,那么,他又为什么还要将其写入《通鉴》呢?这只能是如“资治通鉴”这一书名所示,编录旧史中“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帝王所宜知者”,用来惊醒当政者,以期有资于世道人心。所谓“女祸”是宫廷政治中最容易发生、而帝王需要时刻警惕的严重危险,“祸水灭火”之说,直接关系到江山社稷的存亡,触目惊心,亦生动异常,从而才被司马光用它非常自得的“高明”手法,强行采入书中。至于汉武帝之是否“罪己悔过”,亦关系到根本国策的正误是非,特别是与宋朝的政治现实具有密切关系,同样也是需要费心处理的重要问题。 昔胡三省注《通鉴》,已经指出司马光针对唐代李德裕和李宗闵的党争问题而生发的有关“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的议论,乃是针对当时党派斗争的现实,“为熙(熙宁)、丰(元丰)发也”。实际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体现其现实政见的形式,并不仅限于直抒己见的史论,而如同其贯穿全书的基本手法一样,更多地是把他的施政主张,寄寓于史事的记述之中,亦即所谓陈古证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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